案情简介

刘某洋系债权人，对梁某省与刘某平（夫妻关系）有另案生效判决确认的到期债权，但未予清偿。梁某玲系该夫妻二人女儿，在梁某玲名下有7套房产。刘某洋起诉确认涉案7套房产属于梁某玲与刘某平、梁某省的家庭共有财产。

再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刘某洋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物权公示效力，即登记的权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为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但是，如有证据证明登记的权利人不是该不动产物权的实际权利人，应根据实际出资情况确定房产的真实归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因物权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权利”。本案中，刘某洋依据另案生效判决依法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刘某平、梁某省对上述债务应承担连带责任，但未予清偿。因此，确认登记于刘某平、梁某省女儿梁某玲名下的8套房产是否属于家庭财产，关乎刘某洋合法债权的有效实现。所以，原审判决认定刘某洋系诉争房产的利害关系人，其有权依照上述规定提起本案物权确认之诉，并无不当。

二、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涉案7套房产属于梁某玲与刘某平、梁某省的家庭共有财产是否有误的问题。

关于位于郑州市中原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两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两套商业用房的60万元意向金系刘某平刷卡支付。两份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该两套商业用房购房款系一次性支付，而梁某玲未提交剩余410余万元购房款由其支付的凭证。且两份购房合同载明的购房时间为2010年11月，但梁某玲此时刚从北京市景山中学毕业不久，无稳定的工作收入来源，也无证据证实梁某玲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梁某玲称系刘某平用梁某玲长期积攒的压岁钱、礼金等全额支付470余万元的购房款，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据此，原审判决认定该两套商业用房系梁某玲父母刘某平、梁某省支付购房款，属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

关于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以东3幢1层1号、ｌ层2号、2层1号、2层2号，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第××号、第××号、第××号四套商业用房。据已查明的事实，该四套商业用房系刘某平向他人出借款项后，通过以房抵债的形式所获得，登记于梁某玲名下。故原审判决认定该四套商业用房为梁某玲与刘某平、梁某省家庭共有财产并无不当。

关于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产权证号：郑房权证字第××号的一套房产。该购房合同明确载明，购房款为2124738元，系一次性现金支付，但梁某玲未提交付款凭证。且此套房产购置时间为2006年11月12日，而梁某玲此时年仅14岁，也无证据证实梁某玲已通过接受赠与、继承、投资等途径获得大额的财产，足以支付该购房款。结合梁某玲的母亲刘某平多次购置房产并登记于梁某玲名下的事实，原审判决认定该套房产的购房款为刘某平、梁某省支付，属于梁某玲与刘某平、梁某省的家庭共有财产亦无不当。

（2021）最高法民申1583号

2021年04月28日

律师评析

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认定涉案7套房产属于家庭共有财产是否有误的问题。案涉房产虽然均登记在梁某玲名下系登记所有权人，但结合该7套房产取得的时间、途径等可知，梁某玲在未成年或者作为学生时无独立的经济来源，根本无力单独购置如此多的房产。且该7套房产，均是经营性的商铺，一个未成年人或者学生不具备单独管理和处分财产的行为能力，也远超出梁某玲的基本生活需要。从法庭查明的事实可知，该多套房产均系其父母出资或者以其父母的财产权利获得，故法院据此认定案涉房产系家庭共同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