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事件】

　　7月16日，《南风窗》刊发文章称，在举国关注的“重庆打黑”、“北京扫黄”等一系列事件获得广泛的报道后，公安部于2010年6月13日再度布置了全国公安机关为期7个月的“2010严打整治行动”，该行动的深入和扩大也充分说明中央高层对于前一阶段渝、京两地行动的肯定。新一轮的“严打”举措旨在打击各类严重暴力犯罪活动，加强社会治安管控，遏制各类突出犯罪，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尽管近期频频发生的各种恶性案件足以成为公安部门进行严打的理由，但在网民中却传出了“严打应该先打公安”的声音。于是，一方面是全国公安部门的高调宣传与频频动作，另一方面却是社会舆论围绕严打的种种担忧、质疑甚至批评。

　　中国26城高调扫黄（来源：《东方早报》）

　　全国各地警方“扫黄”时间表（根据《东方早报》报道整理）

【各方观点】

　　 领导讲话

　　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在6月13日召开的全国公安机关“2010严打整治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发展快、矛盾多，社会治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各级公安机关要充分认识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复杂性，以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决把这次严打整治行动组织好、开展好。各级公安机关要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严打整治行动。一要进一步强化严打措施，加大侦查破案力度；二要进一步强化整治措施，加大社会治安整治力度；三要进一步强化巡控措施，加大社会面巡逻防控力度，扩大巡逻防控范围、延伸巡逻防控触角、从严从紧落实社会面治安管控措施；四要进一步强化源头预防措施，加大社会矛盾化解力度。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深入重点地区、重点单位和重点群体，排查矛盾纠纷，配合有关部门和单位，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6月22日召开的公安部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一些地方“黄赌毒”问题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从目前查处的一些案件看，这类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特别是在有些地方、有些场所已呈公开或半公开化；一些地方网络赌博活动顶风抬头， “黄赌毒”是滋生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土壤，如果不痛下决心坚决予以遏制，后患无穷。最近北京、江苏、重庆等地公安机关依法查处了一批营利性陪侍问题严重的重点娱乐场所，社会反响强烈，人民群众在普遍叫好的同时，也给予了很大期望，强烈要求铲除“黄赌毒”丑恶现象。按照部署，各级公安机关将从以下五项工作入手，重点打击整治“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突出打击重点、明确属地责任、组织明察暗访、进行通报警示、发动群众举报。对“黄赌毒”问题，群众最痛恨，要通过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举报网址等，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黄赌毒”违法犯罪线索。

　　学者意见

　　西南民族大学法律学者秦德良认为，“严打”的确能够抓一批罪犯，起到一些短暂的震慑作用；但弊端也不容忽视。我国的“严打”政策具有典型的政治性、军事性、行政性和阶级专政性，因此所谓“严打”其实是一种军事思维，是在使用战争的手段来对待社会。这是一种平时不作为，矛盾积累大了才动手的行为。希望重庆和北京的行动能够树立全新的榜样，尤其是对警察队伍的整肃，而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往的“严打”行动，造就“打疲了警察，打油了罪犯”的怪圈。应该将“严打”转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机制提出，使其同时体现出科学与法治精神。

　　重庆一学者认为，解决好民生问题，调整社会分配机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益和表达机制，都应该是政府在严打同期进行的重要工作。而且严打不应该总是瞄准社会低层，事实上一些富裕、权势高层的问题和危害更为严重；惩治腐败及缩小贫富差距，才是中国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中国严打的主要力量是公安队伍，“正人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很多工作并不是不能做好，而是重视不够，投入不够，甚至对责任人追究不够。责任的追究不应该停留在公安局，上面的政法委、组织部、市政府及市委都应该被追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在《东方早报》记者采访中说道，黄、赌、毒密切相关，甚至还有保护伞，反腐倡廉首先就需要反掉这些保护伞。扫黄不仅能够净化社会治安秩序，更主要的是，能够顺藤摸瓜为反腐倡廉提供主要线索。凡是黄赌毒比较猖獗的地方，也恰恰就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比较严重的地方。反腐倡廉和扫黄打黑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扫黄有利于反腐倡廉，而反腐倡廉必然要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扫黄行动。

　　律师声音

　　知名律师周立太认为，如果问题和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不严打不行的地步，选择这样的方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需要解决一个前提问题，那就是对产生严打原因的责任者进行追究。政府不守法、百姓不信法、法律人在玩弄法，已经构成了当今社会的法律图景，就现实情况而言，公安执法的责任远远大于政府管理的责任，所以老百姓要求在“严打”中先打公安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现实的悖论是，对于平时的违法犯罪行为不积极打击不追究，严打时有收获却能够立功，公安法院检察院都是这样的情况，除了是对正常法治工作的践踏和滥用，“严打”更不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体现。许多政府和司法部门总会以“人员、经费不足，工作条件艰苦、压力大”等理由来推卸职业责任，这些也许是事实，但更可能是借口，其实拿工资不做事、乱做事的警察都应该调整、淘汰，腾出位置来让愿意的人去干。

　　知名刑事律师张振宇认为，现在的“严打”和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尽管也声势浩大、行动迅速，以及抓捕人数众多，但是每一道法律程序都是必须遵守的，都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依法判决的，再不可能随意突破法律的束缚。但是要不要继续使用“严打”的提法值得商榷，换以“专项治理”的提法则更为妥当。具体来说，继续使用“严打”的提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副作用：首先是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打击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犯罪历来是公安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其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如果用“严打”的提法，容易只是阶段性的任务，过了这个阶段就又可以为所欲为了；其次是容易造成是一项政治任务的错觉，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从而使执法活动偏离方向，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事，突破有关法律规定或者不执行有关法律规定，使打击面扩大化；再者是不利于公安民警在思想上坚持不懈，过了“严打”期即产生松懈的心理。

【舆情传播】

　　7月16日，《南风窗》刊发文章《“严打”模式的思考》，被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等众多媒体转载，多家媒体在转载时将标题改为《严打不是历史，而是现实》、《我国去年维稳经费达5140亿元 严打模式让人反思》。同期《南风窗》刊发评论文章《打黑要“抽薪”》，也被多家媒体转载，其中转载时使用最多的标题是《转型中国为什么会有黑社会》。

　　8月2日，《东方早报》刊发报道《中国26城高调扫黄》，被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等众多媒体转载，多家媒体将该报道至于新闻版面的重要位置。

　　网民对上述报道及评论的关注度较高，但跟帖和评论相对较少。此前，针对公安部开展“2010严打整治行动”的报道和评论较多，网民关注度也较高，跟帖较多，此后各地相继采取措施开展“严打”行动的相关报道也较多。其中，《时代周报》第85期制作专题《“严打”的罪与罚和社会治理》，对相关评论进行了梳理。截至8月3日12时，经谷歌搜索“严打”，获得约2,790,000条结果。

【舆情综述】

　　《南风窗》刊发的文章《打黑要“抽薪”》先是对“黑社会”在我国的发展脉络及阶段特征进行了简单的梳理，随后以“‘黑社会’是一种什么”、“黑社会的形成需要两种人”、“转型中国为什么会有黑社会”、“治标还是治本：这是一个问题”四个小标题对黑社会的性质、形成、我国黑社会的特殊成因及治理措施进行了阐述。

　　综合媒体评论及网民跟帖，可以发现舆论对“严打”模式的看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析“严打”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的必要性。《打黑要“抽薪”》一文分析道，任何黑社会组织的形成首先都离不开利益的驱动。根据已经公开的一些案件，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私人暴力活动的巨大利益来自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是凭借暴力来垄断对某个行业的合法经营，形成所谓的“路霸”、“行霸”和“市霸”；第二类是利用暴力涉足非法经营业务，如经营色情、毒品、走私业务，以及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第三类是出卖暴力来向他人提供产权保护、保证履约和解决经济纠纷的服务，由此获得所谓“服务费”或“保护费”。其次，黑社会性质组织能够在一个地区发展起来，往往离不开来自当地某些政府部门的“保护伞”对其的庇护与纵容；最后，黑社会性质组织得以大量形成，也与社会分化出越来越多生活无着人员有关。中国转型时期黑社会的产生，甚至一段时期出现严重化趋势都和转型时期的制度缺陷有重大关系，特别是与法治缺失的关系最大。在转型中国，法治缺失突出体现为法律还无法形成对各级政府行为的有效约束。

　　二是分析运动式“严打”执法模式存在的弊端。《时代周报》刊发的《运动式“严打”无助于司法正义》分析认为，以“运动”而不是常规司法程序来进行“严打”，由于缺乏法理依据，它的合理性其实也只能是来自所谓的顺从民意和大快人心。而这种民粹式的诉求恰恰是民主法治的最大威胁。法治的根本要义不仅是顺从多数人的意志，而且还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例外状态下的运动比常规状况下的法治更不容易避免司法权力滥用，更不容易保障个人应有的公民权利。缺乏现代法治意识的民众对于什么是应该打击的“犯罪行为”，认识经常是非常模糊的，公正的法治与普遍民意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能完全不同。社会公正的事并不总是顺应民心，也不总是大快人心，因此大快人心并不能用来作为司法应该如何主持社会正义的充分根据。运动式的“严打”针对的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无法触及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所以顶多不过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和应急手段。惩罚犯罪往往并不是出于帮助罪犯重新做人的人道目的，而是出于社会本身的某种与人道或正义无关的需要。

　　陈杰人的博文《扫黄“运动化”之忧》分析认为，一方面是长期的纵容和支持，另一方面却是运动化执法的高调打击，这种执法无疑有巨大的危害：首先，它会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使人们不知道法律什么时候休眠什么时候突然启动；其次，它会让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再次，它成了执法者通过选择性执法打击报复他人的绝佳途径；此外，这种选择性执法的最大受害人，恰恰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卖淫女，每次运动执法，她们首当其冲，真正的得利者却躲在背后。从社会的文明发展趋势来看，色情业的禁绝是一个必然而漫长的过程，它其实和社会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的杂音而已。因此就长远而言，遏制色情业是公共管理中的必然内容。但是，这种遏制必须是基于理性和法治原则的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切忌运动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

　　三是认为“严打”效能的发挥需处理好几个关系。中国警察网刊载的《理性分析严打整治应处理好的关系》一文分析道，如何确保此次严打整治行动能够在法治化的轨道内进行，并且取得预期的成效，应当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严打整治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只有“该宽则宽、当严则严”才能充分体现“宽严相济”，从而依法惩罚犯罪；第二，严打整治与提高侦查能力的关系。侦查能力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不仅包含结果层面的侦查破案能力，还应当包括侦查破案的及时性和成本、侦查程序的合法性等因素；第三，严打整治与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的关系。侦查学领域将犯罪与侦查视为一组活力对抗型的矛盾，随着犯罪情势的变化，侦查工作部署也必须随着做出相应的调整；第四，严打与综合治理的关系。将严打与综合治理相结合，有助于提高犯罪打击与预防工作的水平，从而取得标本兼治的成效。

　　四是提出“严打”执法模式的替代性措施。《时代周报》刊发的《创新社会治理 走出严打“窄圈”》认为，由于社会政策的本质可以理解为社会治理，那么，控制引发个体犯罪的外在因素这一命题也就转换为通过社会治理实现犯罪控制这个主题。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公正。中国历来的传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观念的进步，当下的流行社会心理可以看作是“不患寡而患不公”。当前造成部分群众不公平感的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连年下降的趋势。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紧张正在挤压着公民的生存空间。

　　紧张理论亦是现代犯罪社会学中一种较具代表性的理论：犯罪是人们在不能获得合法的社会成功和经济成功时体验到的挫折和愤怒的产物，当下层阶级的人们无法使用合法手段实现目标时，有可能用犯罪的手段去实现目标。财产性的外在因素在当代中国是诱引犯罪增长的主要的直接拉动原因，尤其是背后所体现的不公感。不公正是犯罪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如一些学者所言，收入分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制度体系，其中蕴含着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层次问题。150年前，德国人拉萨尔曾抛开所有制问题单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如今，控制犯罪也决不能单纯“在严打问题上兜圈子”，而是要超越严打，从更深层次的制度层面和社会治理来思考问题。走出严打“窄圈”，方能在社会治理创新上做大文章。

【相关链接】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184

（摘自2010年第31期《政法网络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