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冤案反思既要聚焦司法体制问题，也不能忽略具体的司法权力行为逻辑。如果具体司法行为逻辑不厘清，即使建立更合理的体制，或许也难以阻止冤案的发生，或者对冤案纠错

河南柘城版“佘祥林”案近日被披露。柘城县村民赵作海与同村赵振晌十多年前发生打斗，之后赵振晌失踪，村民挖井发现无头尸体，警方认定无头尸体就是失踪的赵振晌，而赵作海则被认定为杀人凶手，获死缓判决，最终改判有期徒刑29年。就在上个月，被认定“死亡”的赵振晌突然现身，而“杀人犯”赵作海已经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十年岁月。河南高院已经宣布，赵作海无罪释放，并追究相关办案人员的责任。该案的疑点被媒体反复追问，一，赵作海既然没有杀人，当初为何认罪？警方是否刑讯逼供？二，赵振晌已然现身，那么，该案中的无头尸体是谁？吊诡的“死人复活”，使铁案漏洞百出，这真是活脱脱一桩“葫芦案”。

对这桩“死人复活”案，新京报连续刊发两篇署名评论，南方都市报刊发一篇社论，从法律视角分析了冤案的产生原因，以及如何建立司法纠错机制。毛立新分析称，被害人“复活”暴露刑诉机制缺陷，“警方通过刑讯逼供、诱供、指供，把一个个无辜的案件弄得似乎‘铁证如山’。随后，‘半成品’传递给检察院、法院，检、法再根据侦查案卷进行公诉、判决，最终‘成品’出炉，冤案酿成，在这种‘流水作业’式的诉讼格局中，由于公安机关在程序上居先，而且其实际权力和地位相对优越，导致检、法对其无法形成有效的制约，起诉和审判变成了对侦查结论的一种追认。”“杜绝冤案之道，根本之举在于制度变革，改变不平衡的诉讼机制。” 夏周在《被害人复活：反思错案，回归常识》中认为，错案发生是因为刑事诉讼三个常识理念未得到落实，即疑罪应当从无、非法证据应当排除、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南都社论则列举聂树斌、佘祥林、赵作海三冤案，将冤案未得昭雪的原因直接指向公检法铁板一块的机制，“制造错案的与纠正冤案的恰恰是同一个系统，这样的情势有助于理解辩冤昭雪的新机制何以没有机会尝试。”

这些评论均是建设性的，提出了冤案的体制之根与治本之策。但我认为这些关于司法体制的追问，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回应具体的司法权力运行逻辑，或者说，他们并未分析宏观司法体制缺陷与具体司法行为之间的关系。在公检法三者权力不平衡的体制下，在疑罪推定的司法规则之下，还有前提，这就是司法官员受到的压力和政绩冲动，这是司法系统微观的，甚至是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行为逻辑，但它们却是推动冤案错案的第一动因。为了政绩，就会产生诸如刑讯逼供等招数。追求政绩的背后，又是来自上级官员以及社会的破案压力，这是更具体的冤案产生逻辑。

论者毛立新说“冤案反思不能仅仅止于刑讯逼供”虽然并没有错，但是我更想强调，冤案反思首先必须批判、破除刑讯逼供。如果具体司法行为逻辑不厘清，即使建立更合理的机制，或许也难以阻止冤案的发生，或者对冤案纠错。只要“命案必破“的社会压力在，只要司法官员升迁等政绩冲动在，任凭合理的司法体制，也不一定能阻止冤案发生或对其纠错。

所以，对冤案反思既要聚焦司法体制问题，也不能忽略具体的司法权力行为逻辑。

除了具体的权力行为逻辑，柘城赵作海案还展露出一些具体的社会细节，这些细节就是社会上小人物生活的全部，这些也不能忽略。

首先，就是赵作海无罪获释后的生活问题。他是一个年仅六旬的老头，在狱中服刑十年后回到家乡，他已经家破人亡，妻子改嫁，多个孩子被送人，房屋已经倒塌。所以，不要欢呼冤案昭雪，因为这并未改变悲剧的性质。小人物不会思考任何司法体制问题，他的全部问题就是吃饭，以及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赵作海是否能获得国家赔偿，媒体应该密切关注。

其次，该案中另外一个小人物的细节，也耐人寻味，他就是“复活者”赵振晌。赵振晌原认为是自己杀了赵作海，但发现赵作海却成了“杀人犯”。十年后，赵振晌提及与赵作海的宿怨，仍掩饰不住愤慨，说，赵作海欠了他1800元钱，这是他在外务工三年的工钱，原准备用其中350元买个外地媳妇，买媳妇计划泡汤，这使赵振晌怀恨在心。两人的宿怨，是赵作海冤案的原因之一。这令人唏嘘，因为区区1800元钱，竟挥刀相向，并最终酿成十年牢狱冤案。但赵振晌对这起冤案并不后悔，称要给赵作海教训。这就是底层小人物之间争夺利益的激烈，以及报复的凶狠。如果，赵作海这样小人物获释后的悲剧，可以通过支付国家赔偿来补救，那么，赵振晌买不上媳妇的愤怒与报复，这些悲剧，我们该如何应对？

南方报网 作者：贾庆森